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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我记不清第一次走进祥房的印象。但是我记得我们在祥房安家时的大致布局。楼上为卧室，楼下正间为餐厅，偏间为厨房。厨房里发生过奇怪的事：妈从市场上买了几只毛绒绒的小鸡，喂养在厨房，一上午功夫，小鸡全不见了。家里人都好奇怪。几天后妈又去买了几只，在同样的地方，小鸡又全不见，这次上还有几点血迹，于是怀疑是给老鼠或蛇叼走了，心里不免害怕一番，而妈也绝了养鸡的念头。
        屋里有蛇完全可能。按照老式的说法，每处房里都住着“三蛇六老鼠”，何况，祥房是100多年的老宅。那些鼠与蛇，都躲在祥房最深的角落。大而宽敞的地方，才是人的地盘，我看到大人们在院子忙碌：成群的妇女练习敲鼓敲锣，“咚咚咚 呛呛呛”的声音，整天响着；楼上为大队部，进进出出的人斗志昂扬。一群“四类分子”定期集中到祥房接受训话，受训者低着头，非常沉默。祥房最热闹的时候，是唱宁波走书，入夜汽油灯高挑，简易的台上，唱书者一惊一乍，台下人群如醉如痴。唱的当然是新式走书，一出忘了题目，大意是坏分子谋杀革命干部的故事；另一出叫《厦门奇案》，讲公安机关如何侦破潜伏的台湾特务。我并不能完全听得懂走书的内容，但很惊奇能在家门口看到这样的演出。不得不佩服唱者与编者，其时娱节目枯燥无比，有粗糙的走书可听，即如饮琼浆了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 祥房处在小镇的中心，高墙深院。土改后，祥房被瓜分，原来的主人被逼住到靠西的两间房子里。在祥房所有的房子中，堂檐最大，位于一楼正中，常常被用作公共场所。据说曾是农民夜校。我当教师的妈妈也在这里教过群众唱红色歌曲。既而成为耕读小学。最后是大队合作医疗站。七岁，我在祥房的耕读小学上了学。在文革年代，这学校既不叫“东风小学”，也不叫“胜利小学”，偏称“耕读”，真是难得，以至于后来我想到自己似乎上的是清代的私塾了。仅有一名女老师，叫谢菊娣，约20余名学生。我坐在前排，看到谢老师在讲台一边改作业，一边与某女同学谈话。记不清谢老师教过我们什么了。半年以后，耕读小学解散。我到公社小学正式开始就读一年级。事实是，祥房的耕读小学是我识字之始，谢老师是我人生的第一个老师。

         一段热闹的时期过去后，祥房更多静止与空寂。祥房共住着6户人家。陈家纺麻车的生计，谢家早出晚归去农田的辛劳，每一家洗晒衣服及生火做饭的单调，日子是一天与另一天的重复。我家餐厅窗子外的墙上，写着这样一条毛语录：“凡是敌人拥护的，我们就要反对；凡是敌人反对的，我们就要拥护。”不理解，但我背得滚瓜烂熟。每次当我吃饭时抬起头来，墙上的红字簇新如故。我怀疑一年四季的风花雪月，总是飘不到这堵墙上。

         常常有小伙伴带来连环画，坐在石阶上一起翻阅。没有别的书，全是刘文学，董存瑞，门合，黄继光，刘胡兰……头脑渐渐发热，梦想自己成为英雄、成为革命事业接班人，这种想法一直持续到我20岁以后。附近有一位少年故事高手，德宝。他时常窜至祥房讲故事，他不讲革命故事，而是讲民间故事。有时候听他讲得太离谱，问这是什么故事，他说是从某本书上看来的，可惜封面被撕，无法知道故事的题目。这种说法很可信，普通人家极少拥有文革前出版物，如果有，被撕烂的可能性极大，但德宝每次都这样回答，不免让人觉得他的滑稽。德宝的口头故事是荒诞、机智、恶、赤裸裸。他是红色连环画的对立，我们嘲笑他的故事，但并不排斥于他的故事。在祥房月光四射的大院子，德宝一次次地用他的故事在我纯洁的头脑里掺杂煤渣，但他休想改变我要成为接班人的崇高理想。

         我们厨房门口有个小院子，与大院子隔断，相对独立，夏天晚上，一家四口搬到小院子里吃饭，并纳凉。当我受了委屈，往往一个人躺在院子的竹椅上，仰望浩瀚星空，幻想着长大，并远游，每次在家感到弊屈，总是想到要去很远的地方。我知道，这实则是一种软弱与逃避，不申辩，不力争，不反抗，只是想到孤身去远方……因此可以这样说，祥房，是我孤独开始的地方。
         在祥房住了四年。有一张在祥房照的全家福：年轻的爸爸妈妈略微拘谨地微笑着；弟弟在妈的臂膀里，双眼炯炯，似乎是惊喜地盯着镜头；我也咧着嘴，笑得还算自然，但不够灿烂。那一年，弟弟5岁，我8岁。